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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弘毅: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发展经验国际比较研究

 

 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央召开了盛大的庆祝大会,习近平主席也做了热情洋溢、振奋人心的讲话,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作为近代改变中国的一次重要历史转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习主席提到的一组数字对比让人震撼,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3679亿元,2017年增长到了82.7万亿元,四十年增长了二百二十五倍,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1.8%上升到15.2%,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30%,可以称作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在扶贫方面的业绩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2.6万元,四十年增长了一百五十二倍,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

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举世瞩目,而改革开放所树立的学习、发展、包容、共赢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更是泽荫至今。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深度转型和产业升级、三期叠加的背景下,探讨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对凝聚共识和坚定发展信心都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关于改革开放的经验,一直以来的讨论很多,也不乏一些取得共识的见解,本文试图把中国的改革发展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通过比较改革开放之初处于和中国相似水平的国家在发展道路和战略上问题,反过来印证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中关键性的做法和举措,从而对改革开放的经验加以总结,并对下一步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一、1978年的中国和世界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局之年,颇为巧合的是,世界银行也在当年推出了第一期发展报告,在报告里,作者们全面检视了战后全球性的发展进程,展示了二十五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巨大进步,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和教育系统的扩大、识字率增长,营养和健康条件的改善,工业基础地位加强和城市化水平提高,同时也显示出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没有转向现代经济和社会,8亿人口在生存边缘挣扎,许多国家生活水平恶化,传统社会的刚性难以改变。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78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30美元,从1960年到1978年的年均增长为3.7%,从绝对值上来看,230美元和巴基斯坦,以及非洲的贝宁、坦桑尼亚一样,还比不过240美元的阿富汗,以及250美元的中非共和国和马达加斯加,属于低收入国家,是北朝鲜的32%,蒙古的24%,苏联的6%,美国的2%。

但中国的货物贸易出口106.8亿美元,货物贸易进口119.5亿美元,在当时已经远超巴基斯坦、贝宁、坦桑尼亚、阿富汗、中非、马达加斯加这些国家,进出口量和挪威(挪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41.3倍)、新加坡(新加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14.3倍)、丹麦(丹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43.1倍)这些发达国家相当,甚至超过了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水平,在低收入国家中,只有印尼出口量与中国相当(印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1.6倍),进口量是中国的一半,计划经济国家中除了苏联外,波兰(波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16倍)和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20.5倍)、东德(东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24.8倍)比中国进出口量略高。

在1978年,现在经常被提起的金砖五国中,巴西进出口量比中国略高(巴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6.8倍),南非进出口量是中国的70%(南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6.4倍),印度进出口量和南非相当(印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78%)。此外,韩国的进出口量和巴西相当,也比中国略高(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5倍)。

在制造业出口方面,中国1978年制造业出口总量36.84亿美元,主要销往发展中国家;印度总量与中国相当,但主要销往发达国家;巴西总量比中国、印度略少,其销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基本相当;新加坡总量与中国相当,销路也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基本相当;挪威、丹麦、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这些国家就比中国的出口量要高,而销路与国家性质密切相关,挪威丹麦主要销往发达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主要销往计划经济国家。

从劳动力来看,1978年中国有61%的人口在工作年龄,务农的人占比在三产中最高,劳动力年均增长1.9%;印度有56%的人口在工作年龄,务农的人占比在三产中最高,劳动力年均增长1.7%;巴西有55%的人口在工作年龄,务农和服务业的人占比相当,劳动力年均增长2.8%;南非有54%的人口在工作年龄,服务业的人占比最高,工业和农业相当,三产就业分布较为均衡,劳动力年均增长2.6%;丹麦、挪威这些发达国家工作年龄人口均超过60%,三产中服务业人口最多,工业其次,农业最少,劳动力年均增长均不到1%。

1978年中国城市化率是24%,印度21%,巴西63%,南非49%,挪威50%,丹麦83%。

 

二、从1978到2018:中国发展的对照组

设置对照组的意义在于将中国的发展纳入一个可比的范畴里,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四十年的发展变化和可对照的国家进行对比,从不同角度的比较来探讨中国成功的可能路径,这需要排除一些发展和中国明显差异过大的国家,如挪威、丹麦等。为了便于选择对照组,我们挑选前一部分提到过的部分有代表性国家,以世界银行四十年人均国民收入的变化数据作为参考,得到下图:

图一

从图中可以看出,与中国一同起步的非洲国家如坦桑尼亚、贝宁、中非共和国以及马达加斯加等四十年基本人均国民收入变化不大,这主要跟非洲的局势不稳定,没有形成较为明确的发展模式有关,此外,这几个国家人口和经济体量都比较小,因此应该在对照组中予以排除;而挪威、丹麦、美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与中国差异过大,即使同是转型国家的波兰,2008年人均国民收入也已经超过一万美元,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因此,对照组选择的国家只剩下巴西、南非、巴基斯坦、印度和印尼,对照组国家和中国的人均收入变化如下图:

图二

图中黄色的巴西和浅蓝色的南非一直处在蓝色的中国的上方,但2014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了南非,2017年中国又超过了巴西,超过印尼的时间更早是1998年,而印度与巴基斯坦基本发展轨迹相当,中国在1994年就超过了印巴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

1994年中国开始启动以汇率并轨为核心的外贸体制改革,实行外汇收入结汇制;1998年中国成功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印尼则受到严重影响,人均国民收入连续两年也未能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陷入低迷,新兴国家也受到重创,巴西和南非这种资源类国家受到大宗商品市场需求减弱以及中国新常态的影响,经济增长一蹶不振,至今未能完全恢复。

三、中国与对照组贸易与收支的比较

上文简述了中国与对照组五个国家四十年基本发展情况的对比,下面分别从贸易、收支平衡、债务水平、制造业发展、劳动力以及城市化水平等不同发展因素来进行比较,试图得出一些影响发展的结论。

首先来看贸易情况,上文已经提到中国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具备相当的货物贸易规模,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贸易发展突飞猛进,下图是货物贸易出口的情况:

图三

从1985年开始中国的出口贸易量就一直超过对照组的国家,期间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4年大宗商品引发的全球贸易萎靡不振两次小幅下挫之外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对照组国家中印度表现略好于其他国家,印尼出口仅次于巴西,而且对照组国家出口增长的拐点和中国基本保持一致。

图四

从货物贸易进口来看,1983年之后中国的进口量就一直超过对照组,增长的拐点和出口一样都是2008年和2014年,对照组国家中还是印度表现优于其他国家,相较于出口,印度的进口曲线更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受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巴西的进口逐渐被印尼所超过。

图五

从收支平衡的角度,可以看到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明显高于对照组国家,1993年还处于赤字的经常账户在1994年实行了结汇制度之后明显改善,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更是一路飙升,在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此后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发展有所震荡,近两年一直处于下降。反观对照组国家,尤其是印度和巴西,经常账户处于较为明显的赤字水平,其他几个国家一直是在收支相抵的水平线上下小幅波动。

图六

在外债总量上看中国虽然从2004年开始就显著高于对照组国家,但分析外债占国民收入比重却可以发现中国一直低于20%,比对照组国家都要低,而印尼虽然外债绝对值低于印度和巴西,但外债占国民收入比重从1986年开始一直居于高位,并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达到峰值168%,其后一直下降并在2010年被南非超越。如果分析外债占经常账户主要收入的比重,即占出口收入与初级收入(primaryincome)之和的比重,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不超过20%,还是比对照组国家要低,而巴西超过印尼居于高位,1999年巴西到达峰值117%,这说明中国外债绝对值虽高,但相较于国民收入以及经常账户收入(从国外获得的收入),外债还是处于相对较低可以控制的范围。

 

四、进一步探讨债务问题

桥水资本的Ray Dalio在他的新书《A Template for understanding Big Debt Crises》里提到过,出现大量债务的下行风险取决于一国主政者有没有意愿及能力分散坏账的损失,而主政者能否做到要看两个条件:一是债务是否以本币为主,二是他对借贷双方的行为有没有影响力。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两点显然都是满足的。

黄海洲和帕特里克.博尔顿的论文《国家资本结构》应用公司金融理论来分析国家的资本结构,从公司财务层面观察,成功的科技创新型公司都是通过大量发行股票而发展良好,说明最优的资本结构需要大比例的股权融资。应用到国家层面,一个国家发行的主权货币和以本币发行的主权债是国家资本结构中的股票,以外币发行的主权债是债务,通货膨胀源于公司财务理论的稀释成本。在国家层面,其股票(货币)发行得越多,面临的破产风险就越小;其股票(货币)被国际资本市场越高估(本币汇率升值),则应该发行越多的股票(货币)换取越多的外汇储备。

陈元在其《“伯南克魔术”的启示》一文中也提出,“伯南克魔术”实际上在于美联储发行的每一元都是一份股权。伯南克通过量宽政策发出的资金最后到达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及个人部门,而此过程中的每一美元都是国家对这些部门的股权,股权增加自然带来杠杆下降。货币政策不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外汇占款可作资本使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开发性金融的功能。过去是“泛债务化”,现在央行按照合理和严格的系统,把股权资金配置到相应的地方和行业去,则可以借助货币政策实现“泛股权化”。这重新考虑股权债务问题,并重塑人民币国际化的良性市场,打造强势人民币。

图七

从广义货币M2的增长来看,巴西的增长率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最高的1993年超过了3200%,中国分别在1979和1993年都达到历史最高,超过45%,赶不上印尼在1998年达到的超过60%的水平,而1994年人民币无论是官方汇率还是实际有效汇率都是处于最低的,1994年强制结汇之后外汇占款大幅增加,导致货币发行大幅增加,人民币逐渐升值,M2发行保持一定增速,1994年之后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开始一直高于对照组国家。

图八

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看,1993年的巴西和1998年的印尼都处于非常高的水平,说明伴随M2大幅增加的是通胀水平的大幅提升,而中国1994年的CPI在24%左右,是印尼在1998年的一半不到,M2增长高于通胀增长水平,说明外汇占款稀释了一部分通胀。总的来说,虽然在实际数据中尚未能验证黄海洲、帕特里克理论的正确性,但维持适度的外债规模和与汇率相适应的货币增长以及适当的通胀水平还是有利于中国整体发展的。

五、发展基础因素的比较

从其他方面来看,首先是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建国之初的工业部门设计和健全工业制造门类的战略选择对发展影响很大,在1978年制造业出口就相当可观,制造业出口比例的对比可见下图:

图九

在图中可以看出1998年之后中国的制造业出口比重一直居高不下,无愧于“世界工厂”的称号,而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相较于其他对照组国家更加重视制造业的发展,这也是工业发展和产业转型的基础。

劳动力对于发展也属于基本的资源配置,对发展初级阶段来说,劳动力数量较为重要,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劳动力的质量更重要,当然这取决于教育水平,首先我们来看劳动力总量:

图十

很明显中国和印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对照组国家,这和中印两国人口基数大有很强的关系,中国的劳动力就业率也比对照组国家都要高,2017年达到66%的水平,排在后面的是印尼和巴西,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在52%的水平。

但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高于印度,很多机构据此推测印度经济发展水平会很快超过中国,以印度目前不到两千美元的人均收入水平,要赶上中国还需要时间。此外,中国普及了九年制业务教育,历年对教育的投入也很大,这使得中国的识字率要高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水平,劳动力的基本素质要比印度高,这个差距短时间也很难超越。接着看看研发投入:

图十一

在研发投入上中国也是远超对照组国家,排在中国后面的是巴西,印度的投入和中国差距还很大。制造业的基础和劳动力的优势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中美建交,对中国吸引外资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此后外国直接投资逐渐增加,见下图:

图十二

1990年之后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就一直高于对照组国家,并在2013年达到峰值,巴西和印度排在中国之后;从外国直接投资占GDP比重来看,中国在1993年达到峰值6.2%,高于对照组国家的峰值6%(南非在2001年达到),当前巴西、印尼和印度的比重都要高于中国。

 

六、发展动能的比较

看好中国未来的发展一般基于四个方面,一是城市化的发展,二是庞大国内市场蕴含的消费潜力,三是医疗养老等行业的机会,四是金融深化的投资潜力。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城镇人口增长率高于对照组国家,2001年之前印尼高于中国,巴基斯坦2011年超越印尼排在中国之后,印尼目前和印度处于同一水平,城市化率的比较见下图:

图十三

很明显巴西和南非排在中国之前,中国和印尼基本同一水平,印度和巴基斯坦同一水平。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如果不注重收入分配的再平衡,很容易把发展机遇变成发展挑战,巴西和南非都存在城市化发展过快,城市贫民增长过快,反而影响整体发展,简单说就是忽视了公平和效率的平衡问题。接下来看看个人消费:

图十四

中国个人消费量远超对照组国家,印度增长也很快,于2015年超过巴西排在中国之后,南非的消费和巴基斯坦相当,处于最低水平。此外,从储蓄率来看,虽然是下降趋势,中国的调整后净储蓄率还是一直高于对照组国家,印度排在中国之后,也是下降趋势,而巴基斯坦和印尼是上升趋势,2016年中国储蓄率在22%,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尼在15%。再看看健康支出占GDP的比重:

图十五

在这项上巴西和南非超过中国,排在中国之后的是印度,目前除了巴基斯坦和印尼,其他国家健康支出占比都是上升的趋势,中国还存在较大潜力。从金融深化方面来看,中国的上市公司市值总量已经远超对照组国家,排在之后的是印度,市值总量GDP占比印度超过了中国,交易量占GDP比重中国也在2007年之后超过对照组国家,南非、印度排在之后,换手率中国也是在2007年之后超过对照组国家,巴西、印度排在之后。2015年之后,中国无论是交易量还是换手率都出现了明显的下跌趋势,股灾之后恢复元气较为困难。

图十六

从标普全球股票指数来看,中国股市的震荡幅度相比较印尼、巴西、印度这些国家还是更加平缓,举例来说,2009年中国股市上涨了66%,印度股市上涨94%,印尼和巴西股市上涨了130%。

七、李克强指数比较

在探讨中国发展问题时,很多人会用到“李克强指数”,大家认为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信贷更能反映实际经济运行水平。以“李克强指数”来衡量中国与对照组国家的发展,首先用电人口上中国与巴西排在首位,印尼和巴基斯坦其次,南非和印度是第三梯队。

图十七

在人均耗电量方面,南非排第一,中国于2007年超过巴西排第二,印尼、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这和人均能源消耗的数值比较相近,区别在于中国是2004年超过巴西排到第二。再看看铁路货运总量:

图十八

中国远高于对照组国家,印度排第二,从铁路线总长度上来看,印度已经逐渐赶上中国,成为第一梯队,南非、巴西是第二梯队。在中国、印度这种人口多、内陆面积大的国家,发展铁路运输还是主流。最后看看银行信贷:

图十九

中国2016年超过巴西排在第一,对照组国家基本都处于下降的趋势,印度下降的尤为厉害。从国内对私营领域的信贷支持来看,中国2015年超过南非排到第一,中国与南非的水平和其他国家差距较大。总的来说,在李克强指数的几个指标上,中国也要明显优于对照组国家的水平。

 

八、研究结论及建议

李稻葵教授带着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们做了一个“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学总结”的报告,提出五点经验:新企业的进入与发展、土地使用权的转换、金融深化、以学习为导向的对外开放和审慎的宏观调控,从而总结出最根本的经验是“政府与市场的经济学”,即政府在引导市场发展过程中积极作为的经验。

从我们研究的分析来看,对照组几个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特点,巴西和南非相对较为发达,资源丰富,但贸易对资源的依赖较大,像南非曾经属于发达国家,股票市场非常完善,但后来慢慢衰落,同时,过度的城市化造成收入分配高度不平衡,制约了进一步的发展。印度和巴基斯坦属于人口较多、发展基础较为薄弱的国家,印度目前表现相对优于其它对照组国家,但其发展还是受到教育水平、研发、收支不平衡等方面的制约,此外,印度和巴基斯坦都面临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印尼在亚洲属于潜力较大的国家,无论是人口还是贸易都有很好的发展基础,但也存在如通胀、外债以及研发等薄弱环节,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增长放缓。

和对照组国家对比来看,中国的发展有哪些可取的经验呢?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几点:首先是建立在充裕劳动力数量和教育投入保证的劳动力素质基础上的制造业及贸易的发展选择,众所周知,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在全球贸易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其次是可承受范围的债务水平和较好的贸易收支平衡水平,不仅促进了发展,还提高了人民的收入,外汇占款充实了外汇储备,而外汇占款带来的资本也加大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并没有引起大的通胀;第三是审慎的宏观调控维持了较为稳定的利率汇率环境和股票价格波动,同时不断增加金融深度,这点李稻葵团队也曾经提过,实体的发展和金融的深化相匹配,进一步促进了经济提速;第四是稳步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和与之匹配的经济转型,吸取了巴西、南非等国家过快城市化的教训,在城市化发展中注意收入分配再平衡,同时引导经济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由投资向消费升级;最后是政府在发展中的明确导向和预期的引导,帮助巩固了发展的信心,经济发展有其周期性,南非、巴西这种资源类国家更是受到大宗商品周期的影响,中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的区别在于,无论在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大宗商品价格下行期,政府都能迅速反应稳定市场预期,市场经济是信心经济,中国市场多年的高速发展,也是上下一心坚定发展的结果,这并不代表违背经济周期规律或者市场规律,而是通过信心的树立把周期波动尽可能拉长拉缓,这对于国家持续稳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我理解也是李稻葵团队提到的“政府与市场的经济学”的内涵之一。

目前中国经济也存在着发展放缓及动能不济的问题,从数据上我们也不难发现外国直接投资、经常账户余额、铁路货运总量以及股市交易量、换手率都在下降,未来经济发展的动能和经济转型的方向,我们要保持信心和定力,对外有一带一路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带来的投资和产能转移的机遇,对内有刘鹤副总理提到的“中等收入群体、老龄化、生物和信息技术结合的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以及绿色发展”的需求,中国经济的前景还是向好的。过去有人还提到中国以基础设施拉动经济的模式总有一天会像日本一样走到无基础设施可建设的一步,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基础设施的投入就蕴含着巨大的发展动能。

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来看,我们也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是要坚定信心,把握发展机遇;改革开放1978年开始,但中国真正的发展提速是在1994年汇改,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是全球化发展的最大受益者,现在工业贸易领域的全球化发展面临困境,而新兴产业正在全球蓬勃发展及辐射,中国能否把握5G、互联网科技以及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是值得认真思考及谋划的问题。第二是坚持开放,把握发展底线;面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国内有诸多讨论,甚至有不利于发展的杂音,我们应该牢记历史上闭关锁国的教训,坚持改革开放,在维持底线的基础上推动发展,推动共赢,求同存异,主动作为,积极化解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不能开倒车、走回头路。第三是苦练内功,把握发展核心;中国发展的核心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改革开放的经验可以看出,虽然有重要的外部机遇,但如果我们自身的基础不够,比如我们的投资环境不好、劳动力成本高、基础设施薄弱、不尊重知识产权等等,那我们同样无法去把握发展的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所以为了更好地开放和发展,就有必要夯实发展基础,通过政府转型、供给侧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市场机制完善来把国内的发展环境建设好,为把握新的发展机遇创造条件。

总的来看,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思考,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精神要义,坚定信心,始终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发展的核心,发挥我们的优势和主动性,积极实践“政府与市场的经济学”的有效外延,我们就有希望像波兰一样,从一个转型国家成功的步入发达国家之列。

参考文献:

《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年回顾(1978-1997)》,程漱兰、谢远友等;

《A Template for understanding Big Debt Crises》, Ray Dalio;

《国家资本结构》,黄海洲、帕特里克.博尔顿;

《“伯南克魔术”的启示》,陈元;

《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学总结》,李稻葵等;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http://wdi.worldbank.org/table/)

作者简介:马弘毅,具有大型金融机构多年从业经验,先后从事银行资金业务、国际结算及贸易融资业务,组织参与多项金融产品创新,有监管机构及境外金融机构学习工作经历,是全球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协会银行风险与监管国际证书持证人,世界银行微型金融培训师,中国国际商会及国际保理商联合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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